周末照例去南大对面的那家音像店扫货。在我最爱的纪录片货架上发现了这盘1992年上映的纪录片《BARAKA》。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片子。完全不同于我熟悉的NG、Discovery、或者BBC风格。虽然在无台词只有背景音乐和现场声这点和《帝企鹅日记》、《鸟类的迁徙》、《Micerocosmos》有些形似，但仍然有巨大差异---你很难给它归纳出一个主题。“人与自然”？，“文明与宗教”？“历史与现代”？----都是，又都不全面！

    全片都是试图以一种宏大的叙事风格来描述和呈现我们生活的世界，把最具象的视觉元素和抽象的听觉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观众既满足了单纯的感官享受的同时陷入无限的遐想和沉思中。我虽然不敢象那些疯狂的观众一样肯定它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纪录片，但至少能肯定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没有试图去传达什么，它只是引起你思索些什么。

    双DVD中的第二张是拍摄花絮和主创人员介绍创作过程。一行5人在14个月内疯狂奔袭了24个国家，那是一种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可惜今生只有羡慕的份了。该片用70mm的宽幅胶片拍摄，用当时最先进的扫描仪逐格扫描数字化后进行加工，生成了长边像素高达8000以上的视频文件。因此它可能是第一部高清规格的纪录片。花絮中闪过一个镜头，摄像机上使用的好像是Pantax镜头，不是我最爱的Leica(也许Leica不生产电影镜头）。同时还有一台哈苏在拍摄静态画面，据说和本片同时发行了画册。宽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几乎让我又惦记上了哈苏的Xpan!

 注：BARAKA是伊斯兰教苏菲派词汇，原意是“祝福”。

以下摘录有关本片的介绍：

 　　以地球与人类的进化，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题材的纪录片。电影采用70mm的胶片摄制，摄影足迹遍及六大洲的24个国家，呈现给你一次环球的，充满韵味的超凡之旅。电影跨度多变，从中国、巴西、科威特、美国、欧洲多国及其他国家，捕捉的不仅是和谐，还有人和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的苦难。不管怎样，单用语言无法描述他的奇妙，Barake需要你用心去看，去感觉，去体会，才能明了它的精髓。 这部影片在刚推出时评价极高，被一些疯狂的影评家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纪录片”。几年前甚至有人声称如果被流放到荒岛上，唯一愿意携带的电影就是它。这部电影以地球与人类的进化，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题材，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对白。面前的景色究竟来自何方，完全靠观众自己揣摩。
　　据称，导演Ron Fricke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带着三人拍摄小组，花费14个月，走遍了六大洲的24个国家。共耗费四百万美元。对于这部无需支付演员的高额出场费的电影来说，投资是相当可观的。如此高投入的另一个原因是拍摄器材：它使用昂贵的TODD-AQ 70毫米格式。同时，本片的音乐效果极为优秀，为你带来不可多得的视觉和听觉双重震撼。
　　Baraka中的场景，是任何一个摄影师都梦寐以求的。前一分钟你还在为短尾猿那极似人类的脸而浮想联翩，后一分钟就来到了日本积雪的富士山；来不及细味印度恒河边的火葬仪式，又在叙利亚寺庙前徘徊驻足。这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电影，因为其中的内容如此丰富，浮光掠影的浏览根本无法完全吸收。

    男人喜欢讨论政治、战争和女人，不知算不算是恶俗的天性。反正我似乎是未能免俗。

 

    当今社会人心之浮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爱抬杠。比如摄影论坛里佳能和尼康的粉丝经常互相诋毁；汽车论坛里争论德系车的硬派安全性和日系车变形吸能式的安全性谁高谁低也经常导致破口大骂。但要说最火爆的抬杠题目还得算有关于“西方式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有关争论。大概是男人争强好胜的天性使然，虽然我很不屑于参与这些既无意义又浪费时间的口水战，但总是克制不住对此类话题的好奇心。这不，这本《民主的细节》就是好奇心的最新成果。

    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喜欢笼统地谈论美式自由主义并且以这个概念为分界线来站队，但这个概念到底所指的是什麽呢？”而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象它的名字揭示的那样，没有停留在空洞的概念上，而是将其“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基本上和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是一个路数。但作者显然更具有专业视野。

    只要不是那些以反美反西方为专业的人应该能接受这样的判断：这并不是一本“为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美国政策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书（真是那样的书怕是也不可能出版，能停留在网络上已经实属不易）比如对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也进行了深层的批判。“新保守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好和刚刚被他们击败的意识形态对手一样：高估了政治对于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功效....”“新保守主义者一声炮响给落后国家送去普世价值的事时候.....”

    作者不仅从生动的故事入手、观点新颖独特，而且文笔相当幽默，竟把枯燥的政治话题写得极富可读性。比如谈到这次金融危机时她写道：“左翼埋下了种子（让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去买房）而右翼积极施肥浇水（发明了众多金融衍生品促进次级贷市场），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在描写小布什被恶搞的程度时她这样写道“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比基尼一样”

    聪明的作者在推销自己的新作时也相当会炒作---她在博客中总结了十余条阅读此书的必要性，其中一条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不高兴》卖得那么火而无所作为”。我在给一位左派朋友推荐这本书时还真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看《不高兴》？这不是先入为主吗？”我回答：“一块蛋糕和一坨狗屎，难道非要我分别亲口品尝后才有资格告诉你哪个可以吃吗？”

    一本书是（至少是试图）摆事实讲道理，另一本是毫不避讳地排泄负面情绪，究竟哪个更接近真理，相信心智健康的人自有判断。

    总之，尽管以我蜗牛般的阅读速度尚未看完这本书，已经基本上算是作者的粉丝了。虽说作者是生于75年的小女子，好在我既然能欣赏一个20出头小姑娘的博客，对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和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表示钦佩实不为过。

    这里是这位政治学女博士的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liuyu

   

 

最近几个铜疙瘩忽然间搞得全世界华人群情激昂。当年从我们中国抢走的东西竟然大摇大摆放拍卖行里拍卖，这还有天理嘛！咱中国虽然还是那什么初级阶段，但法律咱们这几年可是没少编也没少学，一帮子满嘴南腔北调的无名律师们也憋着劲跟洋人干一仗出出名呢。尤其是打不赢还有人喝彩的官司真乃千载难逢，连我都恨自己怎么就没长眼去学法律！

然而一场大戏，演员再卖力也跳不出剧本，该是闹剧它绝对变不成正剧。今天我豁出去顶个汉奸的骂名说说我对这出闹剧的观后感吧。

 

一、             兽首代表着灿烂的中华文明？

史料（当然是我们教科书和媒体刻意回避的史料）记载着，这十二尊青铜的生肖可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的，在组织中国工匠施工时他才发现中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失传。于是这中国通边研究古籍边试验才算最终完工。要说兽首是中华灿烂文明的代表虽不能说全错，但要说代表了意大利人的聪明才智似乎也有道理。这一点有点类似央视的大裤衩、鸟巢和国家大剧院那只鸟蛋。

如果说这几个精致的水龙头是乾隆爷的私人财产嘛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要说是全体中国人的，我难免会惦记那十三亿分之一了。

 

二、             历史教育还是仇恨教育？

中国近代受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欺侮应该说是事实。但我们的近邻和小学生日本同样落后过，一扭脸的功夫也变成列强回过头欺师灭祖，这事咱从不细究。研究多了难免长人志气灭咱的自尊心和面子。

就说受欺负这事，咱当年的皇上可不是伟光正，没少授人以把柄。比如扣押来使呀，比如围攻多国使馆呀，还有虐囚什么的。基本上仗势欺人的美帝今天干的事咱都敢干，美帝不敢干的咱也干了。而且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干的。真当帝国主义列强是纸老虎了。

就说这火烧圆明园吧，英国特使的翻译兼谈判代表巴夏里所率的一行39人愣是让曾格林沁给扣押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咱的古训吧？后来虐囚的手段这就不细说了，反正比一百多年后关塔那摩的美国鬼子有想象力得多。而施暴的地点正是圆明园。于是乎额尔金放火前，专门在北京张贴中文小广告，公布了放火的时间，并向北京人民作出了解释:“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对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如果额尔金一伙就是为了贪图财宝，紫禁城显然比圆明园有价值得多，抢劫效率也高得多。

这段历史没听说过吧？额尔金昨晚含冤托梦告诉我的。呵呵！

二百年前的一场不对称战争和昨天你跟人打了一架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应该可以教育我们自强，但历史不应传承仇恨。今天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是当年的“强盗”。他祖辈干的坏事恐怕他和咱一样也是从书本上了解来的。咱和今天的西方人本不该不共戴天。可作为仇恨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你要不仇恨那就是忘记历史，忘记国耻，对不起列祖列宗。这罪名可大去了。所以谁敢不恨？我恨！我恨得牙疼！

 

三、             又被代表了，我授权了吗？

这兽首本是乾隆爷私人财产。别说本来就放在皇家园林里，就算是放在哪个老农后院的咸菜缸里它也是乾隆爷的。您没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怎么忽然间就归了“中国”了？中国是指P.R.CHINA？指全体华人？是指中国政府？还是指……？莫非现在又兴“普天之下….了？

中国俩字说顺嘴了，可一旦较真起来它指代的是个什么概念还真够开个会研究一下的。就算法国小鬼子有心代表强盗祖宗低头认罪，这铜疙瘩还给谁才算合理又合法呢？那几个跑到法国出镜的大律师们又是受了那个概念上的中国的委托呢？反正我没委托他去。我周围好像也没人为这事儿写过委托书。

    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被代表了，可是法国鬼子尚不习惯，所以也就搞不懂。

 

四、             选择性记忆，我们自己毁了多少？

说起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我们骄傲得不得了，在中国人面前，西洋鬼子简直没有资格谈文化（比咱更有资格谈文化的埃及、印度、巴比伦又没咱强大，嘿嘿）。可是咱平头老百姓敢于开口元青花、闭口黄花梨不也是这20年的事吗？文革那会儿谁家要让人知道藏了两件宝贝，不光要砸光烧光，主人怕是还难免一顿臭揍。一扭脸的功夫，咱好像又成了世界上最尊重文化的人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呀。

反观当年那些没文化的野蛮强盗，不仅在小命儿不保的战火中尚能顾及着翰林院古籍的安危，逃回家也是百十年如一日地把抢走的宝贝做好标签供奉在XX博物馆和XXX宫里，免费替咱做了好几辈儿的保管员和宣传员。今儿个咱想起来宝贝了惦着要回来一点错也没有，但身为利益之邦（打错了，是礼义之邦）似乎还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问题为好。急了就上纲上线拿民族感情说事，不好使。

 

五、             宝贝归谁，重要吗？

既然当了汉奸我就当彻底点。据传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战争、走私、交易）有一千七百万件之多。如果我们放下复仇心理和寻求证明自己强大的心态（真正的强者是从不怀疑自己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强大的），文物放在哪里真的这么重要吗？中华文明的结晶别说放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就是放月球上它彰显的也是中华的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包容。巴米扬大佛倒是一直在阿富汗人民自己手里。炸烂了，可惜吧。之所以举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想说明：文明和文化是超越国界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基因图谱”，其血统和价值不会因所处位置的改变而改变。用平常心态取代复仇心态看历史，你会发现文物放在大英博物馆里丝毫无损于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芒。我倒是有理由怀疑这一千七百万件文物如果都在中国，能剩下多少件侥幸逃过文革生存到今天。

 

 

六、             政治让我们成为玩偶

自从萨科奇上了台，法国这个西方世界里比较亲华的另类忽然间和中国结上梁子。这个世界的确复杂又充满着变数，要想弄清楚个中缘由即使对国际关系专家也不是件容易事，更何况普通百姓了。但咱们中国老百姓可以不费思量就能眼睛雪亮------报纸上写了，只管看只管信就是了。萨科奇是个小丑，二百五。想看总统夫人光屁股您抓紧，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中法关系紧张，看来在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了。中国如日中天，自然不会低头;萨科奇又是个宁种.看来希望只好寄托在法国换届了，我先把话撂这。

不过两个重量级拳手争斗总要你来我往才行。既然你一会儿人权一会儿西藏地主动出击，就算我下巴硬脖子粗你奈何不了，也不能闷头挨打不还手吧，要不连观众都会给我喝倒彩，还影响裁判数点。既然要打就要抓你个罩门。你不是讲文明讲人权吗？我就说你祖宗是强盗，遗传到你这贼子还是个专门倒卖赃物的贩子！

其实早在2000年，官方背景的保利集团曾经竞拍回来两尊兽首，也算是认可这类拍卖行为的。怎么突然间就义正词严起来了？价格暴涨是个市场问题，拍卖是否合法可是和价格没关系。文物这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征收暴利税哩！

恰逢中法关系紧张时，拍卖兽首被恶炒，显然有着政治上的动机。当今全世界都身处危机中，这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温床。但愿世界不会因此大乱。

 

有兴趣请参考以下链接的其他汉奸文章。汉奸观点非我原创，酌情从轻量刑。http://cid-a51494e531d9659e.skydrive.live.com/browse.aspx/.Public?uc=1

补充：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86574.html

 

    09年的2月14日，在无数对小情侣们欢度这个小资的洋节日时，孤老头我也没闲着，一大早开车奔了北京。见时间还早，先去鼓楼一拐弯的“姚记”吃了顿垂涎已久的炒肝和卤煮。肉足汤饱后奔赴崇文门，从卖徕卡的“老七”家勾搭回我的新情人、小妾---Leica RE和贴身丫鬟--传奇的牛头R180/3.4APO。下午趁着炒肝还没消化完尚在奔赴肠道的途中，省下午饭时间直奔传说中的798。一通乱拍，报废一卷富士胶卷，心满意足带着小妾回家和大老婆Leica M6汇合。

    先来张全家福。大老婆率M35/2、M50/2和奶妈M90/2（72年的大头九）。新情人，小妾RE和贴身丫鬟，侠女长生剑R180/3.4APO：

    大老婆和丫鬟们伴我游荡多年，闯过西藏，游过欧洲，探过柬埔寨，去年十一刚从尼泊尔回来。也算见多识广。名气也是大大的。不多说了。着重引荐新人吧。Leica RE传说中是徕卡家少爷和日本歌妓美能达小姐生下的孽种。徕卡家的粉丝从来不当她是徕卡家的嫡亲。不过传说归传说，眼见为实。徕卡少爷和美能达小姐当年眉来眼去是不假，但R4-R7的确是100%的皇室贵胄。别的不说，快门速度盘上的数字都是整块金属坯蚀刻的，字体凸起。天生的身材凹凸有致眉目清秀。而日本歌妓们从来都是描眉画鬓，速度转盘的刻度从来都是印刷的。再看反光板，徕卡家凭借独门秘笈有17层镀膜，半透明！更神奇的是TTL测光入射透镜采用1345个微型菲涅尔反射镜，犹如1345粒珍珠般晶莹剔透，再没有第二家有此技术。哪有半点美能达基因！谁再说美能达我跟谁急！有图为证：

再说说小妾的贴身丫鬟女侠长生剑。这名号可是江湖上封的，绝非我爱屋及乌。想当年摄影江湖有好事的者为135单反镜头摆下擂台，一番天昏地暗的鏖战，PK出各派英雄，那正是7只满分镜头各领风骚，被称作是七剑下天山。其中就有这女侠长生剑R180/3.4APO。她竟然是徕卡门中第一位使用APO的剑侠。和同门师弟相比，难以想象那娇小身躯竟然同样暗藏一剑封喉杀人于无形的恐怖功力。想看女侠舞出的剑花？请看：

小女侠虽然早已声名赫赫于江湖，哪曾想竟然如此青春貌美。经身份证号查询竟然是95年才出生的90后！真是青出于蓝后生可畏呀！年轻的她竟然掌握了蕴含现代信息科技的ROM技术。更是女侠中的小飞侠！（注：ROM口即：带电子触点的镜头，能向机身传递测光数据，是可用于R8之后型号的新款镜头）

 

 

 

 

    正如本文所言，在“唱衰布什成为一种时髦”的今天表达对小布什的一份理解显然需要相当的勇气。但我竟然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而且令我意外的是：在我查看读者对本文的态度时，就在这一刻，支持和反对的比例为95：31

黄妃红 广州

布什也许有诸多失误，但是，仅凭价值观与对信念的执着，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错的总统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伊拉克、阿富汗两国，在这两个处于美国反恐前线的国家，重兵保护的布什没有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却在新闻发布会上遭遇一名伊拉克记者掷鞋的“礼遇”。

无数讽刺漫画与刻薄的评论都将这两只臭鞋比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布什和他的情报机关当年在伊拉克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东西。2003年，正是基于错误的情报，布什政府一意孤行，绕过联合国，发动了对萨达姆政权的战争。

将这两只鞋比作针对布什本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许更恰当一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布什面临的舆论氛围都颇为恶劣，他在国内的民意调查支持率长期居低不上，而当他行将结束白宫岁月的时候，美国国内外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宣布他的总统生涯不合格，最突出的罪状有二:一是他轻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而发动战争；二是他当政期间坐视华尔街陷入混乱，造成今天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唱衰布什成为一种时髦。

但是，如果更加公允、更加全面地看问题，布什及其政府所取得的功绩，也恰恰在于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对历史拥有更加辩证与远视的眼光的话。布什及其政府也许有着诸多技术性甚至战略性的失误，但是，仅凭价值观与对信念的执着，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错的总统。

布什的价值观与对信念的执着首先表现在他对全球“民主自由”的追求上。正如他在连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所宣示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一种力量可以解决仇恨、揭露暴君的虚伪、扶植容忍、培育尊严，那就是人类的自由”，“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能否也在别国获得充分体现。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他还引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话说，“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自身也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面前,他们的非法统治也不会长久。”

抛开伊战是否因错误情报而发动的技术性问题不谈，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宏大的愿景，即在伊拉克这个中东地区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民主的样板，影响辐射整个阿拉伯世界，因为在美国看来，全球民主浪潮似乎从来没有席卷过阿拉伯国家。只要中东地区仍然不是自由昌盛之地，它就将继续成为一个对外输出停滞、仇恨和暴力的地区。

输出自由固然有着美国国家利益的个体追求，但也很难说自由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即使是这次“掷鞋事件”本身，正如有论者所说，行动虽然要羞辱布什，但讽刺的是，它也反映了布什的“功绩”。要是布什没有推翻萨达姆，有记者敢用这样的方式羞辱贵宾吗？在萨达姆时代，记者恐怕会“人间蒸发”。现在，记者任职的埃及电视台可以公开以民主和言论自由名义要求释放他，社会广泛讨论掷鞋行为是否可取，成为后萨达姆时代民主与法治的验证。

布什的价值观与信念的执着还体现在他对“自由市场”体系的认同上，这一点，即使在全球金融海啸的今天他也未曾稍有动摇。他指出，面对眼下的金融危机，很多人都指责自由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但越是这样的时刻，各国政府就越需要有勇气和胆识来抵制市场保护主义的诱惑。布什的对自由市场体系的执着并非顽固不化，“当年经济大危机留下的一个持久的历史教训就是，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衰败”，这正是明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自由市场也许在技术层面需要完善，但作为一种配置人类经济活动的方式，它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符合人类福祉的。

“我希望自己在人们的记忆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没有为了迎合政治而出卖我的灵魂。我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到华盛顿，也将带着同样的价值观离开。” 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即将结束的总统生涯时，布什说。

据说有一项美国历任总统聪明程度排行榜，布什很不幸排名倒数第一（他的父亲老布什排名倒数第二）。从智商来说，布什可能真算不得突出，但是，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事业，却不一定都是由智商高的人做出来的。有不少智商平平的人，他们认死理，身上有一股倔劲，他们没有一些高智商者的灵活多变，但如果他们是择善固执，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变成了一个优点，有些所谓的高智商的人更容易随波逐流，更可能因为利益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

布什曾说，对一个总统的评价可能要到几十年后才更公正、准确一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自信，也反应了他对正义、公理的自信。这位表面有些玩世不恭、富有牛仔气息、经常成为媒体笑料的美国总统，比我们想象得要深刻。   

 

【深夜来客】

这是1929年8月22日的深夜。一辆墨绿色的卡车驶入希伯伦犹太区，在一栋豪华住宅门前停下，十二名犹太青年男女（其中一名女青年Rachel Yaanit嫁给了以色列国第二任总统Yitzhak Ben-Zvi）手提大大小小的箱子，敲开房门，在仆人的引导下走进了客厅。

这家宅子的男主人是希伯伦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拉比以利以谢•丹•斯洛宁。他是当地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主任，也是希伯伦市政会的唯一一名犹太成员。此刻他从睡梦中惊醒，匆匆披衣见客。

来客并不寒暄，单刀直入地挑明了来意：耶路撒冷情势危急，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判断几天内会出现大规模冲突，已向英国托管当局发出警报。同时考虑到希伯伦地区英国军警力量薄弱、犹太社区毫无戒备的情况，特派哈加纳的武装小队携带武器入住，以防不测。此外，如果希伯伦犹太社区认为情况紧急的话，哈加纳小队也可以帮助他们转移，他们的临时居所已经安排妥当。

出乎来客的意料，拉比斯洛宁不但对这些深夜来客毫不感激，而且非常愤怒。希伯伦犹太社区从《圣经》时代起就已经存在，除了十字军时代和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初的短暂时期外，犹太社区就像那座著名的先贤墓外的橄榄树一样常青常绿，生生不息。斯洛宁家族在本地是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户，不但在犹太社区德高望重，就是在阿拉伯人中也倍受尊崇。他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经常利用自己职务权利给前来贷款的阿拉伯人提供方便。他跟希伯伦的阿拉伯贵族交情不浅，坐在市政会里大家都称兄道弟，关系极为融洽。耶路撒冷形势紧张他不是不知道，但他相信无论爆发何种冲突都不会波及希伯伦这个八百多人的犹太社区，他的理由有三：

第一、希伯伦犹太人普遍跟当地的阿拉伯人关系融洽，他们大多世世代代居住此地，很多人跟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是几代的交情。18世纪中叶移居此地的欧洲犹太社区虽然语言不通，很少跟阿拉伯人来往，但他们都是极端正统派的教徒，每日除了闭门读经之外并不操心其它事情，也从不惹是生非。因此他不相信阿拉伯人会突然攻击犹太社区。

第二、希伯伦犹太社区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这个犹太社区的存在远远早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生，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宗教社区，本地犹太人的理念跟完全世俗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完全格格不入。拉比犹太教传统上相信犹太人流散是上帝因为犹太人违背律法而进行的惩罚，因此犹太人复国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严格遵守律法，以此获得上帝的宽恕并派遣弥赛亚来拯救犹太民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那种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在宗教社区中并没有多少市场。此时阿以双方的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跟犹太宗教社区无关，因此即使是在二十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巴勒斯坦骚乱中，希伯伦犹太社区象其它犹太宗教社区一样，未受到任何攻击，而这一次也似乎没什么理由受到攻击。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斯洛宁早已同熟识的本地阿拉伯贵族通了声气，得到了决不侵犯犹太社区的保证。他相信阿拉伯人说话算数，犹太社区是安全的。

正因为如此，斯洛宁认为这些带着武器来的犹太青年不但不会给社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由于其陌生人的身份而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猜疑。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肯听取这些人有关情势根本变化的说法，大喊大叫要他们立刻离开。在争吵无效之后，他叫来了希伯伦警察局的两个阿拉伯警察，让他们把这些不速之客带走。这两名警察把这些青年带到了警长卡费拉塔家里，穿着睡衣的卡费拉塔把这些犹太青年训斥了一顿，说他们不该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到处乱跑，随后叫警察把他们送上了回耶路撒冷的路。

第二天清晨，睡眼惺忪的斯洛宁到餐厅用餐，却碰上了昨夜不速之客中的两个青年男子。原来被驱逐的哈加纳小队不放心犹太同胞的安全，在路上派了两个人偷偷跑了回来，他们随身带了两箱手雷。斯洛宁这次真的火了，他坚持要这两名哈加纳战士立刻离开，并带走他们的武器，否则他将立刻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两名战士无计可施，只好提上箱子离开希伯伦，追赶他们的小队去了。

望着这两名哈加纳成员远去的背影，斯洛宁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下总算是远离这些灾星了。

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灾星正在离犹太社区不远的车站地区渐渐聚集。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斯洛宁本人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灾难正在一步步逼近。

【屠刀出鞘】

1929年8月23日中午，希伯伦中心汽车站前，大群阿拉伯人开始聚集，有人发表演说，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个可怕的谣言在人群中毒雾般地渐渐弥漫开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袭击了阿拉伯人，已经有三千阿拉伯人被杀死，圣殿山的清真寺遭到异教徒们的亵渎和破坏。

尽管卡费拉塔向人群作了辟谣说明，但他的话显然没什么人当真。说来也是，一个外国警察的话怎么可能比那些阿拉伯同胞的话更有公信力？

渐渐地，谣言越传越多，越传越可怕。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满脸杀气的阿拉伯男人，手里提着弯刀、斧头、匕首、木棍，身后跟着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手里拿着棍棒石块，他们开始袭击路上碰到的犹太人。下午四点，阿拉伯暴徒围攻了欧洲犹太社区的会堂，他们把会堂里唯一一名犹太学生揪出来，乱刀捅死。

拉比斯洛宁此时才感觉大事不妙，他去找那些事先向他做过承诺的阿拉伯贵族，结果那些人不是找不到就是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冒险去找卡费拉塔，结果在街上遭到一群阿拉伯孩子的乱石袭击，他只是远远听见卡费拉塔向他叫喊说晚上会来保护他们，就不得不逃回家中了。

入夜，卡费拉塔并未如约到来。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恐怖的夜色里斯洛宁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他明白明天等待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命运将是什么，也许他还想到了那些武装起来的哈加纳战士。

真正的屠杀发生在第二天，8月24日星期六。

这一天，希伯伦的阿拉伯男女老幼手持各种凶器向他们两天前还和睦相处的犹太邻居大开杀戒。一些外地的阿拉伯骑兵接受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的指示，赶到希伯伦参加屠杀，据事后的证词，侯赛尼告诉他们不去要受罚。希伯伦的几十名阿拉伯警察被卡费拉塔派出去维持秩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大屠杀。

就这样，在这天上午的五个小时里，犹太人被刀砍斧剁，妇女被强奸，儿童被砍头，不少尸体砍手剁脚，以便攫取他们身上的首饰。希伯伦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警长卡费拉塔在11月7日对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阿拉伯暴徒残暴到了何种地步：

“我听到一个房间里的惨叫声，沿着一条通道走了上去。看见一个阿拉伯人正用一把剑割一个男童的头。他已经砍过了，正准备再砍一次。看见我过来他就瞄准了我砍过来，我躲开了，而他差不多撞倒了我的枪口上。我开枪打在了他的小腹上。在他身后是个满身鲜血的犹太妇女，旁边站着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我认出来他是一个来自雅法的阿拉伯巡警，名叫以沙•谢里夫。他看见了我就把自己锁进了一间屋子里，不让我进去，并大叫：先生，我是警察。我闯进房间向他开了枪。”

这一天，拉比斯洛宁家中躲藏着四十名惊恐万状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拉比的声望和他跟阿拉伯人的良好关系能帮助他们逃过劫难。但暴徒们冲进了毫无警戒措施的拉比家中，他们威逼拉比斯洛宁交出所有的欧洲犹太人，以此换取自己活命，被斯洛宁严词拒绝，于是暴徒们残忍地杀害了这位在希伯伦两族社区都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连同他的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

在犹太区的面包店，面点师诺亚被他的阿拉伯学徒以沙残忍地折磨着，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惨叫。这场折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诺亚才被杀死。而这位恶魔般名叫以沙的阿拉伯人说一口流利的依第绪语，平时待人和善有加，跟犹太人关系融洽，在犹太人中享有“最可爱的阿拉伯人”的美称。

这场屠杀直到五个小时之后，英国警察援队赶到才被终止。一共有六十七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多人受伤。幸存的犹太人多半是藏匿在警察局而逃过此劫的，也有一部分得到了当地一些阿拉伯家庭的保护。

幸存的犹太人后来被英国当局迁往别处，希伯伦犹太社区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产业则被当地阿拉伯人悉数侵占，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犹太定居者返回希伯伦，才讨回了一部分产业。当今天不明真相的人们把犹太定居者描绘为“侵略者”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希伯伦的很多产业是八十年前阿拉伯人在一场大屠杀后从犹太人手中抢走的。

【天生妖孽】

这场残暴屠杀的起源却要从差不多一年前说起。

1928年的赎罪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圣地西墙，爆发了一场英国警察跟祈祷的犹太教徒之间的冲突。

西墙，犹太第一圣殿的唯一遗留物，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犹太教徒无论住在世界何处，一生至少有一次要来西墙朝圣。来到这里的教徒大多历尽旅途艰辛，看看祖先的遗迹，想想今天的处境，都不免潸然泪下，因此又名“哭墙”。

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代，西墙留给犹太人朝拜祈祷的是墙根下一个狭窄的过道，极其窄小的一块地方。按照帝国的羞辱性规定，西墙不属犹太人所有，因此犹太人不得在这块地方搞任何建筑物。这所谓的建筑物包括椅子，包括隔开男女信徒的屏风。因此犹太人在这里只能站着祈祷，而且不许吹犹太人传统仪式中使用的羊角号。犹太教的宗教活动本来都是男女分开，但在西墙就只好混在一块。不过这些规定中也有一些例外，碰到特别日子，比如有些年份的赎罪日，犹太人可以在这里放椅子，并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挂一块白布隔开男女。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是犹太人的至圣日，不吃饭，祈祷时间又长。好歹也算是土耳其人还通人性的一面。

谁想到了这一年的赎罪日，阿拉伯人突然发难。他们跑到英国人那里告状，说犹太人违法在西墙边放椅子挂白布。英国人在这些问题上一向以土耳其人的法律为准，于是毫不客气地出动警察，打伤了在至圣日祈祷的犹太人，抢走了他们的椅子，并撕毁了那块白布。

至此，犹太人想不哭都不行了。

于是犹太人举行了多次和平示威，抗议英国当局的做法，要求在自己的圣地平安祈祷朝拜的权利。本来这是犹太人跟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但很快阿拉伯人就卷了进来。而且他们一卷入，马上就开始了暴力活动。开始还只是“不小心”地从圣殿山清真寺向在西墙祈祷的犹太人扔石头瓦块，随后逐步升级。1929年8月16日星期五，大群穆斯林在圣殿山做礼拜时听了一场煽动性的布道，随后便高呼着“穆罕默德的教义是用刀剑传播的”，蜂拥到西墙边，疯狂殴打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焚毁了犹太人的《圣经》、祈祷书和塞在西墙缝隙里的祷告字条。第二天，一些外地暴徒又回到耶路撒冷追打犹太教徒，并在百门区将一名犹太青年乱刀捅死，使之成为这场大骚乱的第一个牺牲者。8月23日星期五，就在拉比斯洛宁把最后两个哈加纳战士赶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穆斯林涌进耶路撒冷，手提棍棒刀斧，大肆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同时有关所谓犹太人杀害了阿拉伯人的谣言满天乱飞，所谓的被杀害人数也从两人开始迅速增长到了三千人（实际上整个1929年暴乱中总共只有116名阿拉伯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于镇暴的英国警察之手，而犹太人则死了133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被阿拉伯暴民屠杀的）给暴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暴行也愈演愈烈，并很快扩展到了以色列各地。在希伯伦上演的大屠杀惨剧便是这场暴行的最残酷的一幕。

那么原本相对平静的犹太宗教社区怎么会在这一年突然成了攻击的目标呢？阿拉伯人怎么会突然纠缠起了西墙问题了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了解一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当时的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阿拉伯领袖阿明•阿尔—侯赛尼。

一场类似以巴冲突这样复杂的长期对抗自然很难归结为一两个人的行为，不过，如果要排列一下哪些个人在挑唆这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大小的话，这位侯赛尼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状元。他为挑起这场冲突所作的努力直到今天还在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血不止，也让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无止无终。

穆夫提本是伊斯兰教中拥有法律权威的宗教学者。“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逊尼派最高宗教权威和领袖，同时兼管当地的伊斯兰教圣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职位基本上是由当地的侯赛尼家族世袭的。1921年，阿明•阿尔—侯赛尼在其兄死后继承了这个职位。

早在继任之前，侯赛尼就已经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分子。他参与了20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反犹暴动，并被英国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后因继任问题得到赦免。继任后，侯赛尼一如既往地进行反犹宣传，兢兢业业地挑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最初，侯赛尼试图通过经济政治问题以民族主义传播他的仇恨。然而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犹太人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工作机会，巴勒斯坦人自己也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20年代的中东骚乱不断，唯独巴勒斯坦风平浪静，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的。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这次侯赛尼把眼光瞄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他宣称那些每天在西墙下哭泣祈祷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犹太教徒阴谋夺取圣殿山，重建犹太教圣殿。他不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灌输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而且跑到其它国家的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进行同样的煽动。这是一种类似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那样的毒计，不少穆斯林平时跟犹太邻居和平相处，礼尚往来，一听说犹太人要抢夺自己的圣地，立刻就如烈火干柴，那点理性被烧得无影无踪。

在二十世纪以前，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在伊斯兰教中虽然也有圣地的地位，但远不到今天这种程度。在侯赛尼继任时，圣殿山的清真寺已经多年疏于照管，破旧不堪。侯赛尼跑到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找钱修清真寺，找不到就说犹太人要夺穆斯林的圣地。等清真寺修起来，他又利用这块圣地增值的身价宣讲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危害会有多大。就这样，他用谎言提升圣地的地位，又用圣地提升的地位来强化自己的谎言，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终于失去控制，挑起了一场绵延几十年，涂炭数万生灵的血腥冲突。

1928年8月，圣殿山清真寺修葺工作完成，穆斯林进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一个月后，在阿拉伯人的苛刻要求下，西墙爆发了英国警察与犹太教祈祷者之间的冲突；一年以后，在犹太教宗教社区，那些至今不肯唱以色列国歌，不肯对以色列国旗国徽行礼的贤哲门徒们便成了阿拉伯暴徒们的屠杀对象。

1929年的暴行远不是这位侯赛尼的唯一杰作。他在三十年代末煽动了另一场大暴乱。随后，在1940年夏天和1941年2月，侯赛尼代表阿拉伯世界两次向纳粹德国递交双方《德国—阿拉伯联合声明》草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阿拉伯各国自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权利，包括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阿拉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和种族要求行事，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

1941年11月28日，侯赛尼朝见希特勒，两位恶魔畅谈了灭绝犹太民族的共同理想，希特勒承诺德军将在适当时机进入中东，彻底灭绝居住在阿拉伯各国的犹太人。侯赛尼则表示他相信“元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实现，他对此深感满意，并希望能据此达成正式协议，“元首”则回答说他的言辞就是一个正式的秘密声明。侯赛尼听了受宠若惊，千恩万谢地向这位恶魔告辞。

随后，侯赛尼在欧洲招募了约两万名穆斯林组成穆斯林纳粹党卫队师，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为此，侯赛尼在战后被南斯拉夫认定为纳粹战犯，但他逃回中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1947年，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巴勒斯坦的侯赛尼家族武装立即投入了对犹太国家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此后六十年的苦难。

“国之将亡，必生妖孽”， 阿明•阿尔—侯赛尼便是当代巴勒斯坦的妖孽和灾星。

【历史沉思】

1929年，世界上还没有以色列国，也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怪物，巴勒斯坦人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暴徒对犹太平民的屠杀手段之残暴，比今天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屠杀的是一些当时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的正统派犹太教徒。

1941年，世界上也还没有以色列国，也还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怪物，巴勒斯坦人也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还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的领袖跟纳粹恶魔商讨的不仅是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是灭绝所有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种族，“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

任何有一点良知和理性的人在此都不能不对主流媒体多年来向我们灌输的以巴冲突根源理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根据这些理论，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巴勒斯坦人丢了点土地，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的行为引起了仇恨。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八十年前，转向那个以色列军队连影子都还没有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暴行，同样的仇恨！

事实上，所谓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以巴冲突中的障眼法，有关土地问题的夸张宣传掩盖了这场冲突许多其它的性质，让人们对这场冲突的起源一直有着错误的理解。

在这方面，希伯伦大屠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剖实例，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的冲突实质。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问题。我在《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冲突第一天》一文中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希伯伦大屠杀事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巴勒斯坦不是不存在理性的人群，那些事先向拉比斯洛宁做出承诺的阿拉伯贵族，那些在暴乱中保护了犹太邻居的阿拉伯家庭，他们确实是有理性的。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人中，这种理性永远不是暴民的对手，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似乎永远是在被暴民们牵着鼻子走。直到今天，由于暴民政治的特点，巴勒斯坦仍然建不成一个有足够权威的统治机构，而哈马斯这样依靠暴民政治上台的恐怖组织只能继续自己的暴民行为，甚至不惜为此招来灾难。对此，哈马斯其实也是无可奈何，如果哈马斯今天放弃暴力，明天就将失去权力，比哈马斯更加暴力的组织就会取而代之。暴民政治就像一个幽灵，牵着巴勒斯坦民族从灾难走向灾难，即使他们真有打败以色列的那天，他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暴民政治的传统决定了他们将开始自相残杀，就像2007年6月哈马斯所进行的加沙大屠杀一样。

其次是宗教根源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以巴冲突缘起中的地位问题，历来被人忽视。即使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出了冲突主干的恐怖主义，也被人解释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失败后的产物，给人一种如果阿拉法特成功建国，哈马斯就不会崛起的假象。从希伯伦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来看，宗教显然在冲突的最初缘起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当然，穆斯林们的宗教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侯赛尼的恶毒利用，但一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会如此轻易地被人利用来制造冲突，这本身就是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第三是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问题。所谓在犹太复国主义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睦相处的鬼话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反以借口。最近披露出来的有关1843年以色列策法特地区阿拉伯人一系列反犹暴行的材料表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处境比他们的欧洲同胞也许强一丁点，但的确好不到哪儿去。在这方面，列举一两个关系融洽的社区并不能证明这种种族主义不存在，即使是在欧洲，也不是每个犹太社区每时每刻都处在迫害之中。因此，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阿以冲突无法解决的一个深层原因。侯赛尼跟希特勒之间的对话绝非偶然的或个人之间的问题。早在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德国驻巴勒斯坦使节沃尔夫就会见了包括侯赛尼在内的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纳粹反犹暴行的支持。

【被忘却的开端】

公元70年，罗马大军在统帅维斯帕先的指挥下围攻耶路撒冷。围城中的犹太大贤哲拉班迦玛列眼见大势将去，冒险潜出围城，求见罗马统帅。按照犹太传奇，拉班迦玛列准确预言维斯帕先将成为罗马皇帝，作为回报，维斯帕先允许他提出一个要求。于是他要求罗马人在攻破耶路撒冷之后饶过犹太学者们的命，让他们到亚夫内办一个犹太经学院。

在犹太教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不曾完全找到答案的争论：那就是拉班迦玛列为什么不求维斯帕先留下圣殿，而求他留下学者？对此，犹太教其实有个心照不宣的答案：圣殿这东西其实不能给犹太民族带来福分，而只能带来灾难；犹太人跟罗马人之间的两次战争，其实都是这东西招来的。如果上帝真的住在圣殿里，上帝全能，自然会保护圣殿。如果上帝不住在圣殿里，留着一栋空房子招灾惹祸又有什么意义？保留一个民族的读书种子显然要重要的多。与其将圣殿建在地上惹麻烦，不如建在心中更稳妥。因此，犹太教对重建圣殿历来没什么兴趣，叫喊要重建圣殿的都是些支流小组织，从来成不了气候。

1967年，以色列统一了包括圣殿山在内的耶路撒冷。然而，清真寺并没有像侯赛尼当年信誓旦旦地警告的那样被拆毁，圣殿也没重建。相反，圣殿山仍在伊斯兰机构的管理之下，穆斯林们仍在那里照常做他们的礼拜，条件比当年西墙边祈祷的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不知好到哪里去。反倒是犹太人被禁止去圣殿山搞宗教活动。甚至连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沙龙去那里参观一下也成了阿拉伯人进行恐怖攻击的借口，而且还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借口。世界之荒谬，有时候的确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当然，你不可能去跟巴勒斯坦人说：当初侯赛尼骗你们发起冲突的那些理由，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谎言，请你们停止暴力行为吧。冲突久了，冲突本身就成了原因，而那些最初的缘起反倒没有人记得，也不那么重要了。

张平 2009年1月14日 于特拉维夫

下文转自：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22986.html

 

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于1月7日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个由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前来参与，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党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员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

谢辛对于越南的感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让人对那场战争的正当性表示质疑，虽然中国现在尽量回避和不提起那场战争，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客观公正去看待和判断。中国当时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30年后，面对那场战争，柬埔寨人为什么向“入侵”的邻国越南表达了诚挚谢意，而对中国只字不提呢？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简直就是梦魇的那段恐怖岁月——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

柬埔寨共产党于1950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共产党的分支。至1970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紅色高棉”。1970年3月18日，朗诺将军（Lon Nol）趁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到中国访问时，推翻其政权。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红色高棉）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扶持红色高棉（赤柬）去夺取朗诺政权。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諾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红色高棉），其领导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从此在柬埔寨开始了近四年的血腥统治，柬埔寨人民坠入了人类最为黑暗的悲惨世界。

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推行非常恐怖统治，试图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波尔布特政权以美军将空袭金边为借口，向金边人民喊话，要求居民疏散到乡下，并许诺三日后可以返回首都，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金边居民下乡后，大部分遭到红色高棉政权的屠杀，能活着回到原住地的不到一半。红色高棉执政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別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的人员。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紅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內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近四年的管治下，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也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刑决。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其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红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 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中国政府随后以越南军队侵犯柬埔寨为由，于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30年后，当柬埔寨人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时，谢辛代表柬埔寨人民向越南协助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表示了感谢，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了解。在2006年1月2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在第3版刊发了消息，标题是《审判红色高棉程序即将启动》，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达成的协议，一个特别权力机构正在为成立审判法庭作准备。“现在终于有望看到，对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导致数百万柬埔寨人死亡的人，采取一定的司法措施”。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于心脏病，目前被法庭拘留等待受审的红高棉领导人，包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外长英萨利（Ieng Sary）和妻子英蒂丽（Ieng Thirith）、康克由（Kaing Guek Eav）。康克由的审讯预计在2009年3月展开。其他人由于年事已高或患病，审讯则将展延到2010年或以后。这些人将面临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和审判，以告慰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数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没有人站出来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波尔布特“毛泽东的学生”，也得到了现任柬埔寨首先洪森的印证。2007年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专题报导，洪森认为 “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红色高棉制造的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必将随着正义的审判而剖开隐藏在他们自称庄严革命理想下的无耻行为。中国曾在让无产阶级革命火种蔓延全世界的精神感召下，给予了红色高棉无私的“支持援助”，正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崇高革命理想，却把柬埔寨数百万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红色高棉顶着赤色的光环，终于在历史的正义车轮下湮灭了光环，留下一道凄惨的人类血红历史。